位列儒家四書之一的《大學》，開篇即爲「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後世儒家更是把「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尊奉爲所謂儒學三綱領，成爲儒學「垂世立教」的標榜目標。
其實「明明德」之說並非起自《大學》，《周易・晋卦》便講「君子以自昭明德」，「昭」字《說文解字》曰「日明也」，依此，「君子以自昭明德」基本上可通意于「君子以自明明德」，只是形象、力度、場合及影響範圍稍有區別，可見，無論是孔子講學還是曾子記錄整理乃至進一步的闡述發揮，《大學》都與《周易・晋卦》有著不解的淵源。
在以前的文章〈從商周鼎革解密火地晋〉文中，我們說〈晋卦〉的卦辭就是周公在平定三監之亂後，指派九弟封去殷商京畿舊地封邦建國，鎮撫殷人的歷史記錄，其爻辭完全就是《尚書・康誥》中，周公對即將領命趕赴封地的九弟康叔封的的諄諄告誡。
《左傳・定公・定公四年》記載，「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在隆重的賜封諸侯儀式上，大宰周公爲康叔封賜授大路等儀典寶器，並「命以〈康誥〉」，司徒陶叔爲康叔封賜授民衆，司空聃季爲康叔封賜授土地，這就是「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的賜寶、賜民，賜土之三賜三接儀典，儀典之後康叔封就該領命赴職，「以藩屏周」了，也就是〈晋卦〉卦辭所記載的「康侯用錫馬藩庶，晝日三接。」
《禮記・經解》曰：「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利兼萬物，與日月並明，明昭四海，而不遺微小。」「明出地上」的〈晋卦〉就以太陽光耀大地「明昭四海，而不遺微小」來比擬周天子之「明德」，而這正是通過「錫馬藩庶」、封邦建國的諸侯來實現的，以期布天子之「明德」于四海，使得天下歸服，民心歸附。由此，孔子讀到〈晋卦〉時才不禁贊曰「君子以自昭明德」。
然而，繼續對比〈晋卦〉爻辭和《大學》後面的論述，二者又呈現出巨大的缺失差異。
〈晋卦〉初六，「晋如摧如，貞吉。罔孚，裕，無咎。」
初六講的是周公告誡康叔封，以「摧」指代的法制懲罰是統治國家萬民的根本，「晋如摧如，獨行正也」就是作爲諸侯必須牢牢地把握住「明德慎罰」的權力。「罔孚」，即〈康誥〉所言，「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裕」，即「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灾，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罔孚」和「裕」，就是要根據實際情况做到「敬明乃罰」，而不是機械照搬法律條文去處罰，這兩點都把握好了，就是「（罔孚）裕，無咎，未受命也。」
〈晋卦〉六二，「晋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講的是周公告誡康叔封，「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康誥〉中的身之「疾」即爲爻辭中的心之「愁」，如果說初六之民陰居陽位，不中不正，需要「摧」罰對待，六二之民則位居中正，能够明辨是非、恭順服從，這些人如弃疾般弃惡，是絕對的安善良民，對于這些人就要通過諸侯善政治理，讓他們感受到天子的關愛保護，就像母親護佑自己的嬰兒般，使他們得以福祉庇佑，生活安康，即是「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晋卦〉六三，「衆允，悔亡。」
周公繼續告誡康叔封，「王曰『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六三又是陰居陽位，不中不正且多凶，正是作奸犯科者，爲此，周公對康叔封在具體執法斷案、施處刑罰時又特別叮嚀，務必細緻嚴謹，切合民意，尤其是要獲得殷人氏族大家的認同，「衆允之志，上行也」，這樣社情民意就會主動向上歸附，通過追隨諸侯而歸心于天子。
〈晋卦〉九四，「晋如鼫鼠，貞厲。」
周公繼續告誡康叔封，實爲〈康誥〉斷簡殘篇的〈梓材〉有言，「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以及「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禦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灾，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斫，惟其塗丹雘。』」
〈晋卦〉九四上接下引，就是奉周天子之命在所封之地治理藩庶、屏藩周室的諸侯，就是要在所封之地的氏族大家和臣屬卿大夫及萬民之間傳達王命幷做溝通治理，使天子之「明德」「明昭四海，而不遺微小」。作爲受封諸侯，重任在肩，務必心懷「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之懼，務必保持「往盡乃心，無康好逸，乃其乂民」之惕，切不可貪歡宴飲，淫逸享樂，切不可分心旁騖于他事他物，如鼫鼠般樣樣粗通樣樣不精，唯獨不專不擅、不堪擔負治國藩庶大任，這樣就是失職，局面就很危險，也就是小象曰「晋如鼫鼠，位不當也」。
諸侯用心專一于治國理政，勤政善政，勵精圖治，終至有成，避免「厲」之危局，這就是「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惟其如此，才可以承繼先王事業，永保周室江山，也就是〈梓材〉最後一段話，「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後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爲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晋卦〉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無不利。」
周公旦與康叔封乃同母兄弟，一同長大，共同經歷各種考驗，周公對于九弟封是完全瞭解信任的，對于九弟即將承擔的「藩庶」重任是充滿信心的，六五爻辭其實就是攝政的周公在〈康誥〉中最後一句充滿信任、勉勵和期待的話，「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晋卦〉上九「晋其角，維用伐邑。厲吉，無咎。貞厲。」
在〈康誥〉中，周公還有一段話特別告誡康叔封，「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周公絕對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深知治國治民必須治吏，上九已居上爻亢位，初爻三爻的法制是爲小民準備的，所謂「刑不上大夫」，而上層統治階層中行事不中不正者即爲作亂者，對于這些人用的是「伐」，即「茲義率殺」。
「晋其角，維用伐邑」針對的是「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甚至包括諸侯在內的所有統治權力階層內部作亂者的嚴厲懲處和警告，也是周公以國家整體利益和君臣大義對康叔封的諄諄告誡，事先講清楚這些，也體現了周公作爲胞兄對自己胞弟的切切提醒和殷殷關愛。
對于上述作亂者，「維用伐邑」的「速由茲義率殺」局面雖一時「厲」而能「吉」，終「無咎」。至于「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的情形，雖然沒有前者嚴重，但也不能姑息縱容，不能一味以德相待，否則，那樣就是「貞吝」。
比照上面〈晋卦〉爻辭，《大學》在「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之後，僅僅是講「在親民，在止于至善。」
首先對照來看，《大學》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對應的是《晋卦》卦辭「君子以自昭明德」，其後《大學》的「在親民」明顯對應的是〈晋卦〉六二「晋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而《大學》的「在止于至善」就不那麽簡單了，它同時對應著〈晋卦〉三個爻，九四「晋如鼫鼠，貞厲。」這是周公所打造的理想政治藍圖中對于執政者的完美要求；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無不利。」這是周公對于理想政治願景的憧憬實現；上九「晋其角，維用伐邑。厲吉，無咎。貞厲。」這是對周公實現心中理想政治願景賴以支撑維護的武力保障，保駕護航。上述這三爻完整統一于儒家最高政治理想之達成實現，也就是「德配天地，利兼萬物，與日月幷明，明昭四海，而不遺微小。」它實際上就是《大學》後面講的「國治而天下平」，即《大學》前面標榜的「在止于至善」，它還是北宋張載所講的「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同樣還是南宋朱熹所謂的「復盡天理」，至于明代王陽明的「致良知」，也不過是對同一主題的另一種講法。到了近現代，在一個完全不同于以往歷史的時代中，「止于至善」走出書齋和象牙塔，以最爲簡樸生動直白的表述化作偉人的一句話，「爲人民服務」，幷以從未有過的「知行合一」方式及其深度廣度，施之于國家社會治理實踐和最廣大的人民群衆之中。在今天，這一歷經三千年傳承而始終未曾改變的歷史主題，從新的角度和新的高度被賦予的最新表述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由此我們突然發現，跟《周易・晋卦》比照，《大學》開宗明義所標榜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只發揮表達了〈晋卦〉的卦辭和四個爻的意義，却不見了初爻所講的法制爲治理國家萬民之根本，以及三爻所講的具體的法制實踐。
這是《大學》有殘簡漏簡的情况嗎？《大學》講「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也，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後面又講「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而這個「治國」在後面的傳疏裏給出的答案只不過是以身作則、推己及人的所謂「絜矩之道」，說起來勉强可以算是跟「親民」沾上點邊，却與《周易・晋卦》所講法制爲治理國家萬民之根本完全無涉。由此可知，《大學》根本就沒有上面所設想的殘簡漏簡情况，再進一步可以判斷，《大學》無疑是對《周易・晋卦》進行了選擇性的片面解讀闡釋。
在《周易・易傳》中，孔子明白無誤地對〈晋卦〉進行了完整的解讀闡釋，那麽《大學》對《周易・晋卦》進行的片面闡釋發揮又是什麽情况呢？
曾子與其父曾皙同拜孔子爲師，孔子臨終前，曾將其子孔鯉遺孤子思託付曾子，時年曾子二十七歲。作爲孔子如此相知信任的學生，曾子肯定清楚老師對于〈晋卦〉的講述和解讀，但就是這樣一位親近信任的學生，在《大學》中對老師的解讀講述進行了選擇性的片面闡釋傳播，完全可以說是斷章取義。
孔子爲儒家開宗立派，創立了以「仁」爲核心的道德學說，在政治思想上核心內容就是「禮」與「仁」，主張「爲政以德」，認爲用道德和禮教治理國家才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這就是一系列「德治」和「禮治」的治國方略，從根本上來講，這些都奠基于「人之初，性本善」的根基之上，而所有這些，比照起其思想源頭《周易・晋卦》闡述的法制與德治相結合的全面完整的治國思想理論，就已經出現了偏差。
在孔子直到曾子生活的年代，法家思想也在逐步發展建立起來，法家建基于「人性本惡」之上，與儒家恰恰相反。《大學》只講「親民」，不講「摧」罰，只講德治，不講法制，實際上就是爲了維護自家片面學說，爲了不自挖墻脚，這或許就是曾子在《大學》中對《周易・晋卦》和老師孔子的闡釋進行了選擇性的片面解讀發揮和闡述傳播的原因。
很明顯，從對〈晋卦〉的完整解讀來看，不論曾子之後的儒家還是後面的法家都是片面的，都是對周公在〈晋卦〉闡述的完整治國理念的選擇性片面解讀，法家且不論，儒家更嚴重地講是故意曲解，是對《周易》作爲群經之首、大道之源的惡意肢解閹割，這種爲了一己學說之私之利而不惜選擇性地肢解閹割《周易》原本全面完整思想的行徑，嚴重影響了對後世兩千多年的人們對于世界和現實的理解和認知，嚴重阻礙了中國歷史上更爲成熟的法治思想確立和實踐，嚴重影響了後世中國人的精神思維和中國歷史的走向面貌，其影響可以說是極其惡劣且巨大深遠的！
尤其是把《周易》尊奉爲至高無上經典的儒家，口口聲聲義利之分和君子小人之別的儒家，孰不知，孔子之後的儒家自己正是那個小丑。